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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文物考古七十五年的科学总结——评《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发布时间:2017-11-30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董学增    点击率:
  2012 年10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课题,入选吉林省委宣传部发起的“吉林省历史文化资源建设工程”,作为吉林省科学基金项目,此课题如期完成。这是吉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一大成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可喜可贺。

  今年国庆节前夕,该课题组负责人、吉林大学赵宾福教授寄下一部,拜读一过,受益良多。该书分十一章、137 万字、374 幅插图、58 张图版照片,后附“参考文献”“吉林省考古文献目录”(1908-2012)、“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统计表”(1937-2012),可谓文图并茂。笔者认为,从吉林省文物考古历程看,该书具有里程碑意义。兹将其特点和价值略述于下:

  首先,在前言部分概述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的历史阶段。依据张忠培先生的观点:“史迹之调查虽可视为现代考古学一项内涵,相对于史迹调查来说,考古发掘才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内涵,是现代考古学出现的标志。”(《文物》2013 年第7期),本书将1937 年日本人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在今延边地区珲春八连城及和龙古城的发掘,定为今吉林省境内考古发掘的起点,也是本书的上限,截至2012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束,历经75 个年头。

  作者将75 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阶段主要是日本御用学者在吉林省境内进行一些别有用心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他们的考古调查早在1905 年就开始了,但调查特别是发掘则集中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点地区是集安、延吉和吉林市。我国学者李文信、杨公骥等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吉林市也做了一点调查和发掘工作。该阶段取得的成果甚微而损失却不小。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 年。这个阶段进行了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建立了文物“四有”,公布了全国及省、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了多处考古发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0 年10 月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派以裴文中为团长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对吉林市西团山石棺墓的发掘,1964 年第1 期《考古学报》发表了由佟柱臣先生执笔的《发掘报告》,提出了“西团山文化”的命名,得到考古学界的一致赞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另外,张忠培先生在全面调查了吉林市郊的古遗址后,在1963 年第3 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的《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一文中,对新石器、青铜、铁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别以“文化一、二、三”称之,由于“文化三”的提出,对日后寻觅与识别夫余文化提供了实物借鉴。此阶段对高句丽、渤海城址和墓葬的发掘取得较大收获,但“研究工作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辽金元明清考古多为调查,相关研究极少,且争议颇多。”第三阶段从1979 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苏秉琦先生在会上阐述“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开始,经全国第二、三次文物普查至2012 年即本书的下限。此阶段除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外,经主管部门批准,为了科学研究还进行一些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遵循苏秉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本书作者对吉林省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地下(或地上) 的文化遗产(或遗存),从东北乃至中原角度予以整合研究,取得许多突破性的认识。

  其次,本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本书编著者赵宾福、杜战伟、郝军军、张博都有很高的学养和专业水平,他们对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做了长时间的研究,有的亲自参加过调查和发掘工作,有的长期从事教学并写出多部超越前人的专著,有的撰写或发表过高质量的论文,书稿付梓前由赵宾福、王培新、冯恩学三位资深教授审阅把关;二是本书编著者占有十分丰富而全面的文物考古资料,这一点从书后所附“参考文献”“吉林省考古文献目录”(1908-2012)、“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统计表”(1937-2012),所举的列著述之宏富,遗产之众多,便可证明。据笔者统计,参考文献有著作27 部、论文222 篇、报告80 篇、吉林省考古文献1374 篇,引吉林省地下遗产4004 处。有这样高水平的课题组成员,又有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编写出来的著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本书内容架构合理,有取有舍,重点突出,并有创见。旧、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各章,以流经吉林省境内的主要江河(西流松花江、图们江、嫩江、鸭绿江和东辽河)流域分节,节下设目、章、节概述、详述。重点介绍经过发掘的文化遗存和重点的文物遗迹,特别是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和类型。例如位于西流松花江流域上限距今20 万年左右的桦甸仙人洞遗址,详细地介绍了1991、1993 年的两次发掘所取得的成果,上下两层出土石器、古动物化石以及年代早晚的差异;又如对广泛分布于松花江中上游的西团山文化,在概述了调查和发掘的地点后,着重记述了该文化房址、墓葬和遗物的特征,以及分期与年代、渊源与流向、生业方式等,在渊源、分期与年代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地处鸭绿江流域二十世纪末发掘的通化万发拨子(原称王八脖子)遗址一、二、三期文化房址、墓葬、遗物特征及年代有重点记述,该遗存对探寻高句丽早期遗存及起源具有重要价值。两汉及以后各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概述之后亦加详述。例如位于吉林省南部的两座汉代古城,吉林省中部的夫余城址和墓葬,作者确认吉林市东团山城址的文化内涵“包括青铜时代晚期、汉魏时期和明清三个时期,汉魏时期遗存尤为丰富,系夫余文化遗存。”东团山平地城“南城子”,“建筑和使用年代主要是西汉初至魏晋时期。”为近年学者推定的鹿山、古秽城及夫余前期王城相吻合。吉林市帽儿山墓葬的年代“约为西汉至东汉初期”,榆树老河深二期墓葬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北魏时期。”作者对西部大安的二处鲜卑文化墓地和东部的团结文化,即沃沮族的房址、遗物特征、渊源及年代,对高句丽的都城、山城(包括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平原城、墓葬(包括墓葬类型、分布特点、演变、葬制和葬俗)、重要遗物(包括碑刻)等都有所考证。对渤海府城、“旧国”都城、交通道地方城、寺庙址、佛塔、墓葬、窑址及重要遗物(包括碑志及石刻),辽代城址、春捺钵遗址群、居址、墓葬、佛塔,金代城址、房址、墓葬、窖藏、重要遗物及东夏国文化遗存,元代的城址、居址、墓葬、窖藏及重要遗物,明代的城址、墓葬及主要遗物,清代的墓葬、柳条边、窖藏及重要遗物等,均有独到研究和具体的记述。

  第四,本书不仅对各时代重点的文化遗存记述周到,而且对旧石器时代的工业类型及其特征,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辽、金时代文化遗存(主要墓葬)与周邻地区(主要是辽、黑两省)同类文化遗存的比较,以及金代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等还进行了概括的研究,从而使读者深化了对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理论认识,对辽金时代墓葬特点与周邻地区的共性与个性,以及金代的社会经济等有了确切的了解。

  第五,本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它不仅可供从事考古、历史、文博、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参考,或作为工具书使用,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了解吉林的文物古迹的内涵也不失为极好教材。通过这部书,我们切实地认识到吉林省作为祖国的边疆省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商周至秦代中原文化就传播到这里,汉代更在这里建城戍守,夫余王国、高句丽王国、渤海王国及以降各代,其领地皆隶属于当时中国的版图,辽、金(东夏)等处于历史上多个政权分治的时期亦然。吉林省古代肃慎、秽貊、东胡系的各个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吉林省古代地下(地上)的文化遗产从一个局部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以真实性和形象性,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从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文化遗产都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宝贵资源,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部著作,同《中国文物地图集》一样,“它将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长远战略决策与政策法规提供有益的资料;为国民经济建设部门规划、选址和设计提供可靠的依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前言》)。总之,这部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与1993 年10 月出版的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可谓姊妹篇,可收到异曲同工之效。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28日6版)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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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文物考古七十五年的科学总结——评《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发布时间: 2017-11-30

  2012 年10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课题,入选吉林省委宣传部发起的“吉林省历史文化资源建设工程”,作为吉林省科学基金项目,此课题如期完成。这是吉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一大成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贡献,可喜可贺。

  今年国庆节前夕,该课题组负责人、吉林大学赵宾福教授寄下一部,拜读一过,受益良多。该书分十一章、137 万字、374 幅插图、58 张图版照片,后附“参考文献”“吉林省考古文献目录”(1908-2012)、“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统计表”(1937-2012),可谓文图并茂。笔者认为,从吉林省文物考古历程看,该书具有里程碑意义。兹将其特点和价值略述于下:

  首先,在前言部分概述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的历史阶段。依据张忠培先生的观点:“史迹之调查虽可视为现代考古学一项内涵,相对于史迹调查来说,考古发掘才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内涵,是现代考古学出现的标志。”(《文物》2013 年第7期),本书将1937 年日本人鸟山喜一、藤田亮策在今延边地区珲春八连城及和龙古城的发掘,定为今吉林省境内考古发掘的起点,也是本书的上限,截至2012 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束,历经75 个年头。

  作者将75 年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7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阶段主要是日本御用学者在吉林省境内进行一些别有用心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他们的考古调查早在1905 年就开始了,但调查特别是发掘则集中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点地区是集安、延吉和吉林市。我国学者李文信、杨公骥等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吉林市也做了一点调查和发掘工作。该阶段取得的成果甚微而损失却不小。第二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 年。这个阶段进行了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建立了文物“四有”,公布了全国及省、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配合基本建设进行了多处考古发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0 年10 月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派以裴文中为团长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对吉林市西团山石棺墓的发掘,1964 年第1 期《考古学报》发表了由佟柱臣先生执笔的《发掘报告》,提出了“西团山文化”的命名,得到考古学界的一致赞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命名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另外,张忠培先生在全面调查了吉林市郊的古遗址后,在1963 年第3 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的《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一文中,对新石器、青铜、铁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别以“文化一、二、三”称之,由于“文化三”的提出,对日后寻觅与识别夫余文化提供了实物借鉴。此阶段对高句丽、渤海城址和墓葬的发掘取得较大收获,但“研究工作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辽金元明清考古多为调查,相关研究极少,且争议颇多。”第三阶段从1979 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苏秉琦先生在会上阐述“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开始,经全国第二、三次文物普查至2012 年即本书的下限。此阶段除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外,经主管部门批准,为了科学研究还进行一些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遵循苏秉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本书作者对吉林省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地下(或地上) 的文化遗产(或遗存),从东北乃至中原角度予以整合研究,取得许多突破性的认识。

  其次,本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本书编著者赵宾福、杜战伟、郝军军、张博都有很高的学养和专业水平,他们对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做了长时间的研究,有的亲自参加过调查和发掘工作,有的长期从事教学并写出多部超越前人的专著,有的撰写或发表过高质量的论文,书稿付梓前由赵宾福、王培新、冯恩学三位资深教授审阅把关;二是本书编著者占有十分丰富而全面的文物考古资料,这一点从书后所附“参考文献”“吉林省考古文献目录”(1908-2012)、“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统计表”(1937-2012),所举的列著述之宏富,遗产之众多,便可证明。据笔者统计,参考文献有著作27 部、论文222 篇、报告80 篇、吉林省考古文献1374 篇,引吉林省地下遗产4004 处。有这样高水平的课题组成员,又有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编写出来的著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本书内容架构合理,有取有舍,重点突出,并有创见。旧、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各章,以流经吉林省境内的主要江河(西流松花江、图们江、嫩江、鸭绿江和东辽河)流域分节,节下设目、章、节概述、详述。重点介绍经过发掘的文化遗存和重点的文物遗迹,特别是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和类型。例如位于西流松花江流域上限距今20 万年左右的桦甸仙人洞遗址,详细地介绍了1991、1993 年的两次发掘所取得的成果,上下两层出土石器、古动物化石以及年代早晚的差异;又如对广泛分布于松花江中上游的西团山文化,在概述了调查和发掘的地点后,着重记述了该文化房址、墓葬和遗物的特征,以及分期与年代、渊源与流向、生业方式等,在渊源、分期与年代上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地处鸭绿江流域二十世纪末发掘的通化万发拨子(原称王八脖子)遗址一、二、三期文化房址、墓葬、遗物特征及年代有重点记述,该遗存对探寻高句丽早期遗存及起源具有重要价值。两汉及以后各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概述之后亦加详述。例如位于吉林省南部的两座汉代古城,吉林省中部的夫余城址和墓葬,作者确认吉林市东团山城址的文化内涵“包括青铜时代晚期、汉魏时期和明清三个时期,汉魏时期遗存尤为丰富,系夫余文化遗存。”东团山平地城“南城子”,“建筑和使用年代主要是西汉初至魏晋时期。”为近年学者推定的鹿山、古秽城及夫余前期王城相吻合。吉林市帽儿山墓葬的年代“约为西汉至东汉初期”,榆树老河深二期墓葬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北魏时期。”作者对西部大安的二处鲜卑文化墓地和东部的团结文化,即沃沮族的房址、遗物特征、渊源及年代,对高句丽的都城、山城(包括吉林市龙潭山山城)、平原城、墓葬(包括墓葬类型、分布特点、演变、葬制和葬俗)、重要遗物(包括碑刻)等都有所考证。对渤海府城、“旧国”都城、交通道地方城、寺庙址、佛塔、墓葬、窑址及重要遗物(包括碑志及石刻),辽代城址、春捺钵遗址群、居址、墓葬、佛塔,金代城址、房址、墓葬、窖藏、重要遗物及东夏国文化遗存,元代的城址、居址、墓葬、窖藏及重要遗物,明代的城址、墓葬及主要遗物,清代的墓葬、柳条边、窖藏及重要遗物等,均有独到研究和具体的记述。

  第四,本书不仅对各时代重点的文化遗存记述周到,而且对旧石器时代的工业类型及其特征,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辽、金时代文化遗存(主要墓葬)与周邻地区(主要是辽、黑两省)同类文化遗存的比较,以及金代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等还进行了概括的研究,从而使读者深化了对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理论认识,对辽金时代墓葬特点与周邻地区的共性与个性,以及金代的社会经济等有了确切的了解。

  第五,本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它不仅可供从事考古、历史、文博、文化遗产研究的学者参考,或作为工具书使用,而且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了解吉林的文物古迹的内涵也不失为极好教材。通过这部书,我们切实地认识到吉林省作为祖国的边疆省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早在商周至秦代中原文化就传播到这里,汉代更在这里建城戍守,夫余王国、高句丽王国、渤海王国及以降各代,其领地皆隶属于当时中国的版图,辽、金(东夏)等处于历史上多个政权分治的时期亦然。吉林省古代肃慎、秽貊、东胡系的各个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吉林省古代地下(地上)的文化遗产从一个局部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它们以真实性和形象性,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的力量,从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文化遗产都是发展旅游产业的宝贵资源,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部著作,同《中国文物地图集》一样,“它将为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制定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长远战略决策与政策法规提供有益的资料;为国民经济建设部门规划、选址和设计提供可靠的依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前言》)。总之,这部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它与1993 年10 月出版的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可谓姊妹篇,可收到异曲同工之效。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28日6版)

责编:韩翰

作者:董学增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