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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评议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7-12-28    文章出处:“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    作者:雷少 张馨月    点击率:
  2017年12月18日,由浙江省考古学会主办的2017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评议会在宁波召开。来自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考古学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浙江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评议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担任会议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在会前致辞。
 
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致辞
 
  2017年度,我省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据了解,本年度,省内勘探和调查的项目多达151处,发掘项目41项,其中参评重要考古发现的项目共20项,经过初步的筛选,有13项重要发现入围参评汇报会。
 
  上午的汇报会分别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助理方向明研究员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结华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共有8个项目、9名项目负责人进行汇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结华研究员
 
  1、李永宁:宁波奉化下王渡遗址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永宁介绍了宁波奉化下王渡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方桥镇下王渡村东侧。为配合工程建设,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遗址地层堆积深约2-2.5米,时代由早至晚分别为史前的河姆渡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期、钱山漾文化时期和商周时期、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文化堆积为遗址主体堆积。
 
  河姆渡文化晚期遗迹见有较多干栏式建筑、围栏和灰坑等;遗物丰富,有陶、石、骨、木器,还发现有编织物、碳化种子和动物骨骼等。良渚文化时期遗迹见有土台、建筑基址、墓葬、水井和灰坑等;遗物较多,有陶、石、木器。钱山漾文化、商周和宋元时期遗存堆积单薄,遗物较少。
 
  下王渡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保存状况较好、遗存内涵丰富、文化因素复杂,对研究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遗址地处三江交汇平原地带,开启了依托平原作为居址的先例,为研究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的变化及其扩散原因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2、雷少: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雷少汇报了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位于宁波大榭开发区下厂村。因配合工程建设,对其实施了较大规模发掘。遗址文化堆积由早及晚分别为史前、东周和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时期包括大榭一、二期遗存,时代分别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文化时期,这是遗址的堆积主体。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在大榭二期遗存中发现了史前制盐遗存。遗迹见有盐灶群、制盐废弃物堆和灰坑;遗物主要为陶、石、玉器,其中有大量的制盐陶器。
 
  大榭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海盐制作遗存,这为探讨我国海盐手工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明确实证。此外,出土的丰富资料,为构建浙东地区史前文化序列提供了珍贵资料,并为深入研究史前时期人海关系、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新的案例。
 

 
  3、王永磊、武欣:良渚古城钟家港及池中寺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永磊首先介绍了良渚古城考古团队和古城考古概况,然后介绍了良渚古城钟家港遗址的发掘情况,武欣则汇报了池中寺遗址的发掘概况。
 
  钟家港位于莫角山东部,总长度约1000米,是良渚古城内部“工”字形主干河系之一。古河道两岸台地密布,在良渚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古河道中间部分被填平,南北两部分各自成一断头浜。大致以莫角山北、南界线为基准,将河道分为北、中、南三段。通过发掘,首次明确了莫角山台地东坡最早堆筑的年代为良渚文化早期(3000-2900BC),可以与反山王陵、大型外围水利系统相呼应。同时,还发现了运输木料等各种物资的码头,确认良渚古城城内二级台地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区和生活居住区。
 
  池中寺遗址位于莫角山南部、皇坟山和桑树头之间。通过大范围揭露,发现3座良渚晚期的房基土台。通过勘探和试掘,发现厚0.6米,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超大体量的炭化稻谷堆积和大型蓄水池,丰富了对良渚古城布局、结构和居民生活的认识。
 

 
  4、游晓蕾:安吉八亩墩周边陪葬墓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游晓蕾首先与大家分享了安吉古城大遗址和八亩墩的概况,以及该项目的缘起、实施方法和已取得的成果,接着重点介绍了安吉八亩墩周边陪葬墓的发掘。八亩墩位于湖州安吉县递铺镇古城村,由中心主墓、陪葬墓和外围隍壕三部分组成。由于墓葬多次被盗掘,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促进越文化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八亩墩进行抢救性发掘。
 
  陪葬土墩墓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分布规律,是经过统一规划的贵族墓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环绕在中心主墓四周,已发掘了28座土墩,均为一墩一墓。墓葬基本位于土墩中心,多有斜坡墓道,可分为石室墓,竖穴土坑石床墓和竖穴土坑无石床墓等三种类型。另外,还在陪葬墓外围发现了同时期的器物坑。随葬品多集中堆放在墓室后端,少量见于墓室前端与墓道交接处,墓外器物坑多见破碎严重的泥质陶和夹砂陶器。
 
  随葬器物种类包括印纹硬陶、原始瓷、泥质陶和夹砂陶等,其中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与同时期越墓出土相同,泥质陶和夹砂陶器数量较多,三乳丁足双穿耳小足和陶鬲、鬲式盉等是越文化之外的其它文化因素。
 
  八亩墩与周边陪葬墓是越国贵族墓园制度的典型案例,它们的发掘,提升了越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推进了安吉古城大遗址工作,不仅为大遗址时空研究深入化、细致化找到了重要突破口,也为不同地域各文化交流演变研究,为跨省市跨地域合作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5、许超:余姚穴湖东吴平虏将军“虞君”墓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许超汇报了宁波余姚穴湖东吴平虏将军“虞君”墓的发掘情况。该墓位于余姚市经济开发区穴湖村黄家山南坡,因遭盗掘,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虞君”墓为平面凸字形砖室券顶墓,墓底距地表最深达到5.3米。墓葬全长近7米(不含墓道),甬道与墓室各壁以“四顺一丁”方式修筑,甬道残留有券顶,墓底人字形平铺底砖一层,墓室前部设长方形祭台横贯墓室。因历史上曾遭多次盗掘,仅在墓室扰土中发现少量青瓷片、印纹硬陶片和蜡烛残件,可修复器物仅见青瓷薰罐、洗和盘口壶。该墓中发现墓砖铭文多种,依记载内容,可分为纪年、身份和吉语三类。根据墓砖铭文可知,该墓为东吴时期余姚望族虞氏家族成员、平虏将军都亭侯、散骑侍郎豫章上蔡长“虞君”之墓。
 
  “虞君”墓是目前宁波地区考古发现的墓主等级最高的六朝墓葬。作为会稽首望,余姚虞氏从东汉晚期一直活跃至唐初,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因此本次发掘对东吴时期地方豪族和家族墓地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6、罗汝鹏:绍兴兰若寺南宋墓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罗汝鹏汇报了绍兴平水镇兰若寺南宋墓地的发掘情况。兰若寺墓地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东部,青龙山与日铸岭之间的峡谷地区,小地名称皇坟山。因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兰若寺水库裸心湖项目的建设,浙江省文物局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考古处,对建设规划范围进行考古探勘与发掘。
 
  兰若寺墓地建于南宋后期,墓地由风水环境、墓园、坟寺等组成。墓园坐北朝南,至少由四级大台地构成,中轴线方向为323°。第一级台地区域可能是与南宋帝陵单独建设的用于日常祭享和守陵人居住的“下宫”具有相似意义的院落建筑区;第二至四级台地,由中轴建筑群与祭台、拜台、主墓室构成,形成墓园的核心区域,遗迹种类众多,功能区复杂、布局清晰、设计巧妙,全面的展现了南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园的真实面貌。墓园还出土了大量陶质、石质建筑构件,多与宋六陵遗址采集遗物特征一致,另有建筑构件陶范以及带有制陶工坊商标类戳印的陶砖出土。此外,在调查中还发现距墓园东侧约150米仍残存兰若寺寺庙遗址。
 
  兰若寺南宋墓地是目前所见浙江地区规模最大的南宋墓葬,在宋六陵已遭毁坏的现状下,兰若寺大墓可以认为是浙江境内规格最高的宋墓,是目前研究宋代墓葬制度、南宋帝陵制度、南宋建筑史、宋元更替历史等课题最为重要的的考古资料。
 

 
  7、杨金东:杭州萧山陈家埠古墓群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金东汇报了杭州萧山陈家埠古墓群的发掘情况。陈家埠古墓群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老虎洞村陈家埠。为配合湘湖逍遥庄园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萧山博物馆对其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春秋至明代的墓葬21座,其中春秋时期石室土墩墓1座,汉代墓6座,六朝墓葬4座,唐代墓1座,宋代墓1座,明代墓8座。出土文物115件(组),包括原始瓷器、玉器、陶器、青瓷器、铜器、铁器和青花瓷器等。
 
  春秋石室土墩墓D41,中型规模,垒砌考究,墩底专门用石块修建一个平台,这种处理土墩基础的方式十分少见。汉墓有土坑墓和砖椁墓两种形制,其中M7发现保存完整的墓上封土堆;M16在规模较小的后室专门放置随葬品,这种横前堂双后室的结构在浙江汉墓中较为少见,为研究汉代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线索;六朝墓规模中等,有较长的排水道;唐墓为纪年墓,破坏严重,有“会昌五年”和“大中四年”铭文砖;宋墓为火葬墓。
 
  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明代曹氏家族墓,共有3座石室墓。墓地整体由地表茔园、神道和墓室组成。地表茔园自后向前分别是围墙和一级台地上的环道、封土堆、墓穴、第二级台地、第三级台地、第四级台地、第五级台地。曹氏家族墓为大型明代家族合葬墓,墓葬规模宏大造型考究,出土七合圹志,志文信息量大,墓上茔园和墓前神道保存较完整,为研究明代的丧葬习俗和地方史提供了新资料。
 

 
  8、张馨月:永嘉坦头唐代瓯窑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馨月汇报了永嘉坦头唐代瓯窑遗址的发掘情况。坦头窑址位于温州市永嘉县三江街道龙下村,这里是楠溪江入瓯江口,也是瓯窑的重要分布区。为了配合杭温高铁与瓯窑小镇的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永嘉县文物馆联合进行了发掘。
 
  此次发掘揭露包括窑炉、釉料缸、辘轳坑、贮泥池等在内的基本完整作坊遗址,器物坑、火烧坑等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出土大量瓷片标本以及各种类型的窑具。出土的青瓷产品种类相当丰富,包括:碗壶、罐、钵、盆、粉盒、碟、灯盏、盏、碾轮等。质量上乘:胎质细腻,呈灰白色;釉色极佳,以淡青釉为主,玻璃质感强,釉面晶莹。基本为素面,少量的细线划花与褐彩装饰。地层中发现了“大中”的纪年,时代为唐代中晚期。
 
  坦头窑址的发掘,意义重大。首次完整揭露唐代瓯窑窑场:理清了包括祭祀遗迹在内的窑场基本布局、窑炉的完整结构等窑业基本信息。首次较全面地揭露了唐代瓯窑产品的基本面貌与特征:胎釉质量上乘,面貌上以浅白的胎体上施以各种彩绘瓷为最具特征,在国内同时期的窑业中独树一帜。首次在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了用釉封口的瓷质匣钵以及可以与秘色瓷媲美的部分高质量青瓷。首次在窑址中发现纪年标本,为唐代晚期瓯窑产品确立年代标尺。首次发现唐代“官作”字样:一件匣钵上发现“余王监”三个字和一件瓷碗上“官作碗”等多个字样。这对于整个唐代窑业管理制度的理解,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下午的汇报会分别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岳明研究员和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唐俊杰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共有5个项目的负责人进行汇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岳明研究员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唐俊杰研究员
 
  9、谢西营:开化龙坦明代青花窑址
 
  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谢西营介绍了开化龙坦明代青花窑址的发掘情况。相比于浙江青瓷深入的研究和系统性的发掘,浙江省内青花窑址的研究始终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考古发掘尚存空白,因此龙坦窑址也是浙江省内首个发掘的青花窑址。坦窑址位于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镇龙坦村。为探明该窑址的时代、生产面貌、分布情况等方面问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开化县文保所联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龙坦窑址产品面貌及年代特征相对集中,基本上可确定为明代中期。地层中出土的一件白釉花盆,内腹有“正德庚午(1510年)年造”字款。
 
  通过对比研究,龙坦窑址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第一,该窑址是浙江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花瓷窑址,时代可到明代正德年间。第二,与同时期景德镇地区相比,青花瓷烧造以葫芦形窑炉为主,该窑址揭露出的龙窑遗存,两侧开窑门、火膛与窑床之间无明显分界,形制特殊,突破了以往的认识。第三,相较于御窑青花瓷,包括景德镇在内的民窑瓷器断代还存在大量盲区,龙坦窑址地层堆积中与“正德庚午年造”纪年器伴出的一大批青花瓷器,为民窑青花瓷器断代提供了明确的标尺。第四,该窑址的发掘为我们探究“青花浙料”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10、杨曦:杭州西湖景区南高峰遗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曦汇报的是杭州西湖景区南高峰遗址的发掘。为配合杭州市南高峰景观提升改造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高峰塔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五代至宋,以及明清建筑遗迹,出土少量瓦当、滴水、塔砖等建筑构件。
 
  南高峰塔遗址五代至宋遗迹主要由五代始建时的塔基,宋代重修的道路、塔院建筑基址等组成。塔基利用自然山岩,经平整、填筑而成,现平面形状为不规则六角形。塔身平面呈等边六角形,残存底层之东边南段、东南、西南、西四面的边砌石。
 
  塔院建筑遗迹,由房屋基址、排水沟、夯土地面、院墙等组成。房屋基址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台壁多以长方形石块包砌,局部则用香糕砖包边。排水沟三条,以砖砌筑而成。院墙残存两段,皆以石块砌筑而成。道路遗迹为连接南高峰塔与塔院之间的通道,呈东西向,路基由黏土夹大量碎石、砖块等夯筑而成,两侧用香糕砖包边。
 
  通过对南高峰塔的发掘,明确了南高峰塔的位置与形制,以及塔院建筑的布局和结构,基本廓清了宋代南高峰塔寺的整体空间格局,这种前塔后殿式布局,将成为研究宋代小型宗教建筑的又一实例。
 

 
  11、王征宇:杭州临安衣锦街吴越国建筑遗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征宇参评的项目是杭州临安衣锦街吴越国建筑遗址。该遗址由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临安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发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瓷片及铜钱、文字砖、瓦当等遗物,部分砖上发现“官”、“官用”、“大”、“东”、“上”等文字,具有重要价值。
 
  此次发掘揭露的五代吴越国时期遗迹主要为一大型建筑台基。台基座西朝东,未完全揭露。台基表面用素面方砖平铺。台基东侧包边上面用压栏石平铺,下面为三层两列并行的青砖错缝平砌。西侧包边用两列并行的长方砖平砌。台基的西侧边缘处为一砖砌排水沟,东侧为砖砌散水、石排水沟和庭院砖墁地等。在大型建筑台基及排水沟的西侧是第二级黄土台基,台基表面尚残存一些砖砌墙基,未完全揭露。
 
  此次发掘区域恰位于钱镠墓西,且邻近衣锦街,地理位置重要。发掘揭示的五代建筑遗迹应属吴越国在临安境内的一处重要高规格建置。
 

 
  12、李坤:杭州劝业里古遗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坤在会上分享了劝业里古遗址的发掘收获。劝业里所在的位置,东临东坡路,西为蕲王路,北临长生路,南临学士路。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发掘多处房址、路面等遗迹以及古墓葬。
 
  发掘的南宋时期饮水管呈东西向,截面为方形,以四块木板以铁钉和粘结剂拼砌而成,连接处为子母口,设有用以清淤的两块活动木板。水管埋于砖铺路面下,先挖坑槽,底部铺小砾石,再用细腻泥土加以密封,制作考究。
 
  此次发现砖室墓两座,其中一座为唐代早期,另一座为六朝时期。这两座墓葬为杭州临安城范围内首次发现墓葬遗迹,墓葬的发现对界定隋唐城垣的范围提供了实证,同时也弥补了史书考证的不足。对研究杭州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城墙位置和城市范围提供了重要的坐标性材料。
 
  南宋临安城的“湖井系统”遗存,因地制宜,集思广益,惠及民生,是我国古代城市给水系统的一大创举。本次发现丰富了对这一“湖井系统”的认识,为研究临安城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3、郑嘉励:嘉兴子城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为大家介绍了嘉兴子城2016-2017年度的考古调查收获。嘉兴子城遗址,是嘉兴自五代天福五年(940)升格为州府城市以来的历代衙署(秀州、嘉兴府、路)所在地,前此为晋唐时期嘉兴县治所。民国以来,子城相继作为军队营房和军区医院等机构用地,其南门谯楼保存完好,城内格局完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嘉兴的历史文化地标。
 
  为配合子城遗址公园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湖州市文保所,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以厘清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基本内涵。子城遗址四至边界清晰,面积约7 万平方米:东南西北的五代城墙遗迹,系夯土城芯,内外包砖,元末明初以后,城墙逐渐废弃;子城中轴线格局完整,宋明时期的甬道、仪门、丹墀、大堂(设厅)、二堂遗址,基址完整,层位清晰;中轴线两侧,经过勘探,也发现有仓储库房或其他遗迹。除此,还出土了大量三国西晋已降,历经唐宋元明时期的建筑构件、瓷器、碑刻等遗物。
 
  同时,郑嘉励还指出,城市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的核心议题,而子城是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嘉兴子城的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遗址的江南“古今重叠型”城市,子城多居于城市的核心区,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很难保留下来。在浙江乃至江南地区而言,州郡一级城市,唯有嘉兴子城遗址格局完整,并且具有全面揭露和展示的条件。通过目前的考古调查勘探,可知城墙和城内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具有全面还原中古时期江南子城面貌的基本条件,对研究唐宋江南地区衙署建筑和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汇报会结束之后,经考古学会的各位评委经商议,最终评议出八个项目作为2017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分别为:宁波奉化下王渡遗址、良渚古城钟家港及池中寺遗址、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永嘉坦头唐代瓯窑遗址、杭州临安衣锦街吴越国建筑遗址、杭州西湖南高峰塔遗址、绍兴兰若寺南宋墓地、开化龙坦明代青花窑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公布了评选结果并向以上项目的领队和负责人表示祝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宣读评选结果
 
  回首20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讲到,2017年,浙江省及各市考古所在省文物局的领导下,都圆满完成了配合基建考古的硬任务,同时也在在服务大局和保护文化遗产,建设文化浙江的新时代中,做到了文博单位应尽的力量和职责。各考古单位也能在基建抢救性考古中,保持课题意识,不忘我们考古学的本分,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在主动性课题研究考古和大遗址考古中更是获得了喜人的成果。在推进文化遗产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及良渚古城申遗等方面发挥了考古工作的核心作用。在新公布的第三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我们浙江上林湖越窑与龙泉窑两项,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另外,安吉古城和嘉兴马家浜遗址也获得了立项,这些都与我们考古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没有考古人多年来长期的发掘和研究,对遗址价值以及完整性的认识,便不会有今天的良渚、上林湖和龙泉窑等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当然,这和我们地方政府的积极保护也是分不开的。
 
  同时,一年来我们在科技保护的硬件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省考古所正在与安吉县共建遗址馆与考古保护中心;与余杭区良渚管委会共建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与慈溪市建成了上林湖展示馆与考古中心。此外,余姚市井头山遗址的工厂终于被搬迁,将与河姆渡博物馆共建河姆渡文化研究中心。这些都是我们浙江考古今后向前发展的硬件基础。国家文物局指出,我们的考古工作不能只管发掘和研究,还要管保护和利用。这方面我们省才刚刚起步,相信今后会有更深更全面的发展。
    
  在取得以上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应清醒认识到我们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浙江是文物大省,但与国内其它考古大省相比,我们省的考古专业人员的数量与库房及科技保护基地等硬件还相对落后,这些都是我们今后要着力加强的方面。
  
  最后,向一年来奋斗在考古考古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的吃苦拼搏和艰辛努力,希望明年再创佳绩!浙江考古人,我们一直在路上!
 
(本次年会及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评议会,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宁波考古所全体同仁付出了辛勤劳动,再次表示感谢!)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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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评议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 2017-12-28

  2017年12月18日,由浙江省考古学会主办的2017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评议会在宁波召开。来自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考古学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浙江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评议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担任会议主持,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在会前致辞。
 
浙江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致辞
 
  2017年度,我省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据了解,本年度,省内勘探和调查的项目多达151处,发掘项目41项,其中参评重要考古发现的项目共20项,经过初步的筛选,有13项重要发现入围参评汇报会。
 
  上午的汇报会分别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助理方向明研究员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结华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共有8个项目、9名项目负责人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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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永宁:宁波奉化下王渡遗址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永宁介绍了宁波奉化下王渡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方桥镇下王渡村东侧。为配合工程建设,进行了较大规模发掘。遗址地层堆积深约2-2.5米,时代由早至晚分别为史前的河姆渡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期、钱山漾文化时期和商周时期、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文化堆积为遗址主体堆积。
 
  河姆渡文化晚期遗迹见有较多干栏式建筑、围栏和灰坑等;遗物丰富,有陶、石、骨、木器,还发现有编织物、碳化种子和动物骨骼等。良渚文化时期遗迹见有土台、建筑基址、墓葬、水井和灰坑等;遗物较多,有陶、石、木器。钱山漾文化、商周和宋元时期遗存堆积单薄,遗物较少。
 
  下王渡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保存状况较好、遗存内涵丰富、文化因素复杂,对研究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遗址地处三江交汇平原地带,开启了依托平原作为居址的先例,为研究河姆渡文化聚落形态的变化及其扩散原因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2、雷少: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雷少汇报了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位于宁波大榭开发区下厂村。因配合工程建设,对其实施了较大规模发掘。遗址文化堆积由早及晚分别为史前、东周和宋元时期。其中史前时期包括大榭一、二期遗存,时代分别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和钱山漾文化时期,这是遗址的堆积主体。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在大榭二期遗存中发现了史前制盐遗存。遗迹见有盐灶群、制盐废弃物堆和灰坑;遗物主要为陶、石、玉器,其中有大量的制盐陶器。
 
  大榭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海盐制作遗存,这为探讨我国海盐手工业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明确实证。此外,出土的丰富资料,为构建浙东地区史前文化序列提供了珍贵资料,并为深入研究史前时期人海关系、文化交流等提供了新的案例。
 

 
  3、王永磊、武欣:良渚古城钟家港及池中寺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永磊首先介绍了良渚古城考古团队和古城考古概况,然后介绍了良渚古城钟家港遗址的发掘情况,武欣则汇报了池中寺遗址的发掘概况。
 
  钟家港位于莫角山东部,总长度约1000米,是良渚古城内部“工”字形主干河系之一。古河道两岸台地密布,在良渚文化早期偏晚阶段古河道中间部分被填平,南北两部分各自成一断头浜。大致以莫角山北、南界线为基准,将河道分为北、中、南三段。通过发掘,首次明确了莫角山台地东坡最早堆筑的年代为良渚文化早期(3000-2900BC),可以与反山王陵、大型外围水利系统相呼应。同时,还发现了运输木料等各种物资的码头,确认良渚古城城内二级台地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区和生活居住区。
 
  池中寺遗址位于莫角山南部、皇坟山和桑树头之间。通过大范围揭露,发现3座良渚晚期的房基土台。通过勘探和试掘,发现厚0.6米,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超大体量的炭化稻谷堆积和大型蓄水池,丰富了对良渚古城布局、结构和居民生活的认识。
 

 
  4、游晓蕾:安吉八亩墩周边陪葬墓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游晓蕾首先与大家分享了安吉古城大遗址和八亩墩的概况,以及该项目的缘起、实施方法和已取得的成果,接着重点介绍了安吉八亩墩周边陪葬墓的发掘。八亩墩位于湖州安吉县递铺镇古城村,由中心主墓、陪葬墓和外围隍壕三部分组成。由于墓葬多次被盗掘,为了保护文物安全,促进越文化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八亩墩进行抢救性发掘。
 
  陪葬土墩墓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分布规律,是经过统一规划的贵族墓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环绕在中心主墓四周,已发掘了28座土墩,均为一墩一墓。墓葬基本位于土墩中心,多有斜坡墓道,可分为石室墓,竖穴土坑石床墓和竖穴土坑无石床墓等三种类型。另外,还在陪葬墓外围发现了同时期的器物坑。随葬品多集中堆放在墓室后端,少量见于墓室前端与墓道交接处,墓外器物坑多见破碎严重的泥质陶和夹砂陶器。
 
  随葬器物种类包括印纹硬陶、原始瓷、泥质陶和夹砂陶等,其中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与同时期越墓出土相同,泥质陶和夹砂陶器数量较多,三乳丁足双穿耳小足和陶鬲、鬲式盉等是越文化之外的其它文化因素。
 
  八亩墩与周边陪葬墓是越国贵族墓园制度的典型案例,它们的发掘,提升了越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推进了安吉古城大遗址工作,不仅为大遗址时空研究深入化、细致化找到了重要突破口,也为不同地域各文化交流演变研究,为跨省市跨地域合作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5、许超:余姚穴湖东吴平虏将军“虞君”墓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许超汇报了宁波余姚穴湖东吴平虏将军“虞君”墓的发掘情况。该墓位于余姚市经济开发区穴湖村黄家山南坡,因遭盗掘,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虞君”墓为平面凸字形砖室券顶墓,墓底距地表最深达到5.3米。墓葬全长近7米(不含墓道),甬道与墓室各壁以“四顺一丁”方式修筑,甬道残留有券顶,墓底人字形平铺底砖一层,墓室前部设长方形祭台横贯墓室。因历史上曾遭多次盗掘,仅在墓室扰土中发现少量青瓷片、印纹硬陶片和蜡烛残件,可修复器物仅见青瓷薰罐、洗和盘口壶。该墓中发现墓砖铭文多种,依记载内容,可分为纪年、身份和吉语三类。根据墓砖铭文可知,该墓为东吴时期余姚望族虞氏家族成员、平虏将军都亭侯、散骑侍郎豫章上蔡长“虞君”之墓。
 
  “虞君”墓是目前宁波地区考古发现的墓主等级最高的六朝墓葬。作为会稽首望,余姚虞氏从东汉晚期一直活跃至唐初,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因此本次发掘对东吴时期地方豪族和家族墓地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6、罗汝鹏:绍兴兰若寺南宋墓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罗汝鹏汇报了绍兴平水镇兰若寺南宋墓地的发掘情况。兰若寺墓地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东部,青龙山与日铸岭之间的峡谷地区,小地名称皇坟山。因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兰若寺水库裸心湖项目的建设,浙江省文物局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考古处,对建设规划范围进行考古探勘与发掘。
 
  兰若寺墓地建于南宋后期,墓地由风水环境、墓园、坟寺等组成。墓园坐北朝南,至少由四级大台地构成,中轴线方向为323°。第一级台地区域可能是与南宋帝陵单独建设的用于日常祭享和守陵人居住的“下宫”具有相似意义的院落建筑区;第二至四级台地,由中轴建筑群与祭台、拜台、主墓室构成,形成墓园的核心区域,遗迹种类众多,功能区复杂、布局清晰、设计巧妙,全面的展现了南宋时期高等级贵族墓园的真实面貌。墓园还出土了大量陶质、石质建筑构件,多与宋六陵遗址采集遗物特征一致,另有建筑构件陶范以及带有制陶工坊商标类戳印的陶砖出土。此外,在调查中还发现距墓园东侧约150米仍残存兰若寺寺庙遗址。
 
  兰若寺南宋墓地是目前所见浙江地区规模最大的南宋墓葬,在宋六陵已遭毁坏的现状下,兰若寺大墓可以认为是浙江境内规格最高的宋墓,是目前研究宋代墓葬制度、南宋帝陵制度、南宋建筑史、宋元更替历史等课题最为重要的的考古资料。
 

 
  7、杨金东:杭州萧山陈家埠古墓群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金东汇报了杭州萧山陈家埠古墓群的发掘情况。陈家埠古墓群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老虎洞村陈家埠。为配合湘湖逍遥庄园有限公司开发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萧山博物馆对其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春秋至明代的墓葬21座,其中春秋时期石室土墩墓1座,汉代墓6座,六朝墓葬4座,唐代墓1座,宋代墓1座,明代墓8座。出土文物115件(组),包括原始瓷器、玉器、陶器、青瓷器、铜器、铁器和青花瓷器等。
 
  春秋石室土墩墓D41,中型规模,垒砌考究,墩底专门用石块修建一个平台,这种处理土墩基础的方式十分少见。汉墓有土坑墓和砖椁墓两种形制,其中M7发现保存完整的墓上封土堆;M16在规模较小的后室专门放置随葬品,这种横前堂双后室的结构在浙江汉墓中较为少见,为研究汉代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线索;六朝墓规模中等,有较长的排水道;唐墓为纪年墓,破坏严重,有“会昌五年”和“大中四年”铭文砖;宋墓为火葬墓。
 
  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了明代曹氏家族墓,共有3座石室墓。墓地整体由地表茔园、神道和墓室组成。地表茔园自后向前分别是围墙和一级台地上的环道、封土堆、墓穴、第二级台地、第三级台地、第四级台地、第五级台地。曹氏家族墓为大型明代家族合葬墓,墓葬规模宏大造型考究,出土七合圹志,志文信息量大,墓上茔园和墓前神道保存较完整,为研究明代的丧葬习俗和地方史提供了新资料。
 

 
  8、张馨月:永嘉坦头唐代瓯窑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馨月汇报了永嘉坦头唐代瓯窑遗址的发掘情况。坦头窑址位于温州市永嘉县三江街道龙下村,这里是楠溪江入瓯江口,也是瓯窑的重要分布区。为了配合杭温高铁与瓯窑小镇的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永嘉县文物馆联合进行了发掘。
 
  此次发掘揭露包括窑炉、釉料缸、辘轳坑、贮泥池等在内的基本完整作坊遗址,器物坑、火烧坑等与祭祀相关的遗迹,出土大量瓷片标本以及各种类型的窑具。出土的青瓷产品种类相当丰富,包括:碗壶、罐、钵、盆、粉盒、碟、灯盏、盏、碾轮等。质量上乘:胎质细腻,呈灰白色;釉色极佳,以淡青釉为主,玻璃质感强,釉面晶莹。基本为素面,少量的细线划花与褐彩装饰。地层中发现了“大中”的纪年,时代为唐代中晚期。
 
  坦头窑址的发掘,意义重大。首次完整揭露唐代瓯窑窑场:理清了包括祭祀遗迹在内的窑场基本布局、窑炉的完整结构等窑业基本信息。首次较全面地揭露了唐代瓯窑产品的基本面貌与特征:胎釉质量上乘,面貌上以浅白的胎体上施以各种彩绘瓷为最具特征,在国内同时期的窑业中独树一帜。首次在上林湖以外地区发现了用釉封口的瓷质匣钵以及可以与秘色瓷媲美的部分高质量青瓷。首次在窑址中发现纪年标本,为唐代晚期瓯窑产品确立年代标尺。首次发现唐代“官作”字样:一件匣钵上发现“余王监”三个字和一件瓷碗上“官作碗”等多个字样。这对于整个唐代窑业管理制度的理解,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下午的汇报会分别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岳明研究员和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唐俊杰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共有5个项目的负责人进行汇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沈岳明研究员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唐俊杰研究员
 
  9、谢西营:开化龙坦明代青花窑址
 
  来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谢西营介绍了开化龙坦明代青花窑址的发掘情况。相比于浙江青瓷深入的研究和系统性的发掘,浙江省内青花窑址的研究始终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考古发掘尚存空白,因此龙坦窑址也是浙江省内首个发掘的青花窑址。坦窑址位于浙江省开化县苏庄镇龙坦村。为探明该窑址的时代、生产面貌、分布情况等方面问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开化县文保所联合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龙坦窑址产品面貌及年代特征相对集中,基本上可确定为明代中期。地层中出土的一件白釉花盆,内腹有“正德庚午(1510年)年造”字款。
 
  通过对比研究,龙坦窑址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第一,该窑址是浙江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花瓷窑址,时代可到明代正德年间。第二,与同时期景德镇地区相比,青花瓷烧造以葫芦形窑炉为主,该窑址揭露出的龙窑遗存,两侧开窑门、火膛与窑床之间无明显分界,形制特殊,突破了以往的认识。第三,相较于御窑青花瓷,包括景德镇在内的民窑瓷器断代还存在大量盲区,龙坦窑址地层堆积中与“正德庚午年造”纪年器伴出的一大批青花瓷器,为民窑青花瓷器断代提供了明确的标尺。第四,该窑址的发掘为我们探究“青花浙料”这一学术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10、杨曦:杭州西湖景区南高峰遗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杨曦汇报的是杭州西湖景区南高峰遗址的发掘。为配合杭州市南高峰景观提升改造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高峰塔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五代至宋,以及明清建筑遗迹,出土少量瓦当、滴水、塔砖等建筑构件。
 
  南高峰塔遗址五代至宋遗迹主要由五代始建时的塔基,宋代重修的道路、塔院建筑基址等组成。塔基利用自然山岩,经平整、填筑而成,现平面形状为不规则六角形。塔身平面呈等边六角形,残存底层之东边南段、东南、西南、西四面的边砌石。
 
  塔院建筑遗迹,由房屋基址、排水沟、夯土地面、院墙等组成。房屋基址仅存长方形夯土台基,台壁多以长方形石块包砌,局部则用香糕砖包边。排水沟三条,以砖砌筑而成。院墙残存两段,皆以石块砌筑而成。道路遗迹为连接南高峰塔与塔院之间的通道,呈东西向,路基由黏土夹大量碎石、砖块等夯筑而成,两侧用香糕砖包边。
 
  通过对南高峰塔的发掘,明确了南高峰塔的位置与形制,以及塔院建筑的布局和结构,基本廓清了宋代南高峰塔寺的整体空间格局,这种前塔后殿式布局,将成为研究宋代小型宗教建筑的又一实例。
 

 
  11、王征宇:杭州临安衣锦街吴越国建筑遗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征宇参评的项目是杭州临安衣锦街吴越国建筑遗址。该遗址由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临安区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发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瓷片及铜钱、文字砖、瓦当等遗物,部分砖上发现“官”、“官用”、“大”、“东”、“上”等文字,具有重要价值。
 
  此次发掘揭露的五代吴越国时期遗迹主要为一大型建筑台基。台基座西朝东,未完全揭露。台基表面用素面方砖平铺。台基东侧包边上面用压栏石平铺,下面为三层两列并行的青砖错缝平砌。西侧包边用两列并行的长方砖平砌。台基的西侧边缘处为一砖砌排水沟,东侧为砖砌散水、石排水沟和庭院砖墁地等。在大型建筑台基及排水沟的西侧是第二级黄土台基,台基表面尚残存一些砖砌墙基,未完全揭露。
 
  此次发掘区域恰位于钱镠墓西,且邻近衣锦街,地理位置重要。发掘揭示的五代建筑遗迹应属吴越国在临安境内的一处重要高规格建置。
 

 
  12、李坤:杭州劝业里古遗址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坤在会上分享了劝业里古遗址的发掘收获。劝业里所在的位置,东临东坡路,西为蕲王路,北临长生路,南临学士路。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发掘多处房址、路面等遗迹以及古墓葬。
 
  发掘的南宋时期饮水管呈东西向,截面为方形,以四块木板以铁钉和粘结剂拼砌而成,连接处为子母口,设有用以清淤的两块活动木板。水管埋于砖铺路面下,先挖坑槽,底部铺小砾石,再用细腻泥土加以密封,制作考究。
 
  此次发现砖室墓两座,其中一座为唐代早期,另一座为六朝时期。这两座墓葬为杭州临安城范围内首次发现墓葬遗迹,墓葬的发现对界定隋唐城垣的范围提供了实证,同时也弥补了史书考证的不足。对研究杭州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城墙位置和城市范围提供了重要的坐标性材料。
 
  南宋临安城的“湖井系统”遗存,因地制宜,集思广益,惠及民生,是我国古代城市给水系统的一大创举。本次发现丰富了对这一“湖井系统”的认识,为研究临安城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3、郑嘉励:嘉兴子城遗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为大家介绍了嘉兴子城2016-2017年度的考古调查收获。嘉兴子城遗址,是嘉兴自五代天福五年(940)升格为州府城市以来的历代衙署(秀州、嘉兴府、路)所在地,前此为晋唐时期嘉兴县治所。民国以来,子城相继作为军队营房和军区医院等机构用地,其南门谯楼保存完好,城内格局完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嘉兴的历史文化地标。
 
  为配合子城遗址公园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湖州市文保所,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以厘清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基本内涵。子城遗址四至边界清晰,面积约7 万平方米:东南西北的五代城墙遗迹,系夯土城芯,内外包砖,元末明初以后,城墙逐渐废弃;子城中轴线格局完整,宋明时期的甬道、仪门、丹墀、大堂(设厅)、二堂遗址,基址完整,层位清晰;中轴线两侧,经过勘探,也发现有仓储库房或其他遗迹。除此,还出土了大量三国西晋已降,历经唐宋元明时期的建筑构件、瓷器、碑刻等遗物。
 
  同时,郑嘉励还指出,城市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的核心议题,而子城是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嘉兴子城的学术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遗址的江南“古今重叠型”城市,子城多居于城市的核心区,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很难保留下来。在浙江乃至江南地区而言,州郡一级城市,唯有嘉兴子城遗址格局完整,并且具有全面揭露和展示的条件。通过目前的考古调查勘探,可知城墙和城内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具有全面还原中古时期江南子城面貌的基本条件,对研究唐宋江南地区衙署建筑和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汇报会结束之后,经考古学会的各位评委经商议,最终评议出八个项目作为2017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分别为:宁波奉化下王渡遗址、良渚古城钟家港及池中寺遗址、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永嘉坦头唐代瓯窑遗址、杭州临安衣锦街吴越国建筑遗址、杭州西湖南高峰塔遗址、绍兴兰若寺南宋墓地、开化龙坦明代青花窑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公布了评选结果并向以上项目的领队和负责人表示祝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宣读评选结果
 
  回首20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所长讲到,2017年,浙江省及各市考古所在省文物局的领导下,都圆满完成了配合基建考古的硬任务,同时也在在服务大局和保护文化遗产,建设文化浙江的新时代中,做到了文博单位应尽的力量和职责。各考古单位也能在基建抢救性考古中,保持课题意识,不忘我们考古学的本分,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在主动性课题研究考古和大遗址考古中更是获得了喜人的成果。在推进文化遗产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及良渚古城申遗等方面发挥了考古工作的核心作用。在新公布的第三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我们浙江上林湖越窑与龙泉窑两项,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另外,安吉古城和嘉兴马家浜遗址也获得了立项,这些都与我们考古人的奋斗是分不开的。没有考古人多年来长期的发掘和研究,对遗址价值以及完整性的认识,便不会有今天的良渚、上林湖和龙泉窑等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当然,这和我们地方政府的积极保护也是分不开的。
 
  同时,一年来我们在科技保护的硬件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省考古所正在与安吉县共建遗址馆与考古保护中心;与余杭区良渚管委会共建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与慈溪市建成了上林湖展示馆与考古中心。此外,余姚市井头山遗址的工厂终于被搬迁,将与河姆渡博物馆共建河姆渡文化研究中心。这些都是我们浙江考古今后向前发展的硬件基础。国家文物局指出,我们的考古工作不能只管发掘和研究,还要管保护和利用。这方面我们省才刚刚起步,相信今后会有更深更全面的发展。
    
  在取得以上可喜成绩的同时,还应清醒认识到我们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浙江是文物大省,但与国内其它考古大省相比,我们省的考古专业人员的数量与库房及科技保护基地等硬件还相对落后,这些都是我们今后要着力加强的方面。
  
  最后,向一年来奋斗在考古考古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们的吃苦拼搏和艰辛努力,希望明年再创佳绩!浙江考古人,我们一直在路上!
 
(本次年会及年度浙江重要考古发现评议会,由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宁波考古所全体同仁付出了辛勤劳动,再次表示感谢!)
 
责编:李来玉
 

作者:雷少 张馨月

文章出处:“浙江考古”微信公众号